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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不能说。”

他的声音很低。

“不能说，还是不敢说？”

陈国良没有回答。

沈砚清把那张纸收回来，合上文件夹。

“陈国良，你今天不说，以后也要说。

这八个人不是从养老院来的，不是从医院来的。

他们是从别的地方来的。

你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，你也知道送他们来的人是谁。

你不说，这八个人就永远只是编号。

他们的家属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人去了哪里，你想让这八个家庭等一辈子吗？”

陈国良的肩膀开始抖，很轻的、持续的、像一台快要散架的机器在空转的抖。

他的嘴唇在动，但没有发出声音。

审讯室里的安静持续了很久，日光灯镇流器的嗡嗡声填满了每一寸空间，窗外的天已经黑了，路灯亮着，梧桐树的枝丫在窗帘上投下交错的影子。

“是一个工地。”

陈国良终于开口了，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。

“城东一个工地，两年前拆了，现在是一片空地。

那里住着一群工人，没有户口，没有合同，没有保险，工头姓孟。

他找到我，说他手下有人死了，没有家属来处理，问能不能帮忙，我帮了一次两次，后来就停不下来了。”

“他给钱，每次给现金。

A-01到A-08，每一个对应一笔钱。

五万块，八个人。

我没有记账，记在脑子里了。

他姓孟，他说他叫孟祥，没有身份证，没有电话。

我只知道他开一辆白色的面包车，车牌是外地的。”

“他把人送来的时候，是活的还是死的？”

沉默。

“陈国良，我问你，他把人送来的时候，是活的还是死的？”

“是死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是死的？”

“因为没有呼吸，没有心跳，我摸了。”

“你摸了，你摸到他们没有呼吸，没有心跳，然后你把他们装进袋子里，放到何志远的车上，运到屠宰场。

你没有问他们是怎么死的。”

陈国良没有回答。

走廊里，陆时渡把手插进口袋里，攥着那颗一直没有吃的奶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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