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

当然，国际红十字会要来视察的消息，曾经给特莱津的囚徒们带来希望。

但他们却亲眼看到，纳粹的铁幕，可以轻易遮挡住事实真相。

宣传是有效的。

外部世界不伸出援手，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，也就更肆无忌惮了。

在这个小镇，三年里有三万三千多名囚徒死于恶劣的生活环境，其中包括女艺术教师弗利德的父亲和继母。

在他们死去之后，弗利德才得到消息，知道他们也曾在这里住过。

更恐怖的是关于遣送到死亡营的传闻，所有的人都知道，遣送通知是最可怕的东西。

一九四四年九月，弗利德的丈夫巴维尔和其他共五千名男囚徒，一起接到了将在二十八日被遣送的通知。

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，就像艾辛格教授的妻子一样，来到决定名单的委员会，要求与丈夫同行。

四年前，她拿着护照却拒绝离开危险的捷克，今天她明知前面是死亡的威胁，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前去。

弗利德被拒绝之后，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。

朋友们都劝她留下，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的理由留下——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。

可是，对弗利德来说，思维的逻辑是那么自然。

这样的逻辑，和她久远以来的生活态度，是合为一体的。

对艾辛格教授的妻子，对弗利德，那是人的本能，她们爱自己的丈夫，她们要赶去和亲人同生共死。

弗利德的要求被批准了。

在离开前，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，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员维利·格罗格（Willygroag）一起，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，藏在阁楼里一个安全的地方。

她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够活下来，可是，她们相信，终有一日，这些孩子们的画会重见天日，会向人们讲述，那个从人类开始他们的历史，就没有中止过的，善和恶的故事。

巴维尔离开的九天之后，一千五百五十名囚徒，都是妇女和儿童，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。

日夜兼程，两天以后的中午，她们到达奥斯维辛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，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，被送入毒气室谋杀。

其中，就有四十六岁的女艺术家，弗利德·迪克-布朗德斯（FriedlDicker-Brandeis）。

特莱津的大多数艺术家们，不是像弗利德那样专职照顾孩子。

他们白天要干自己的一份劳务。

可是他们还是抽空轮流给孩子们上课。

其中一个是弗莱绪曼博士（KarrelFleischmann）。

他是个医生，尤其是皮肤科方面的专家，可是同时，他又是一个绘画技巧很高的艺术家。

一九四二年四月，他和妻子一起被逮捕，后来，就被送到特莱津。

他不仅教孩子们画画，还和妻子一起，教孩子们如何“重新会唱歌”，如何写字、做加减法。

他曾经写道：“在我们中间，一定有人会幸存下来。

”一九四四年十月，弗莱绪曼博士和他的妻子，被杀死在奥斯威辛的毒气室。

那么，他教过的孩子们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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